竹竿在北方津京地区的近代历史
竹钓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我们不能没有,也不能比别人差,必须的,竹钓竿在北方有悠久的历史,以前交通不发达,北方人得竹子不容易,必然会制成鱼竿保存,清朝的中晚期,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便出现了插接式的竹钓竿,大多是达官贵族的玩物,天津制竿的四大名家之一的“张子安”的祖辈就是专门给宫廷做钓竿的。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已经有了比较科学比较有组织的生产销售体系,文革前四大制竿名家是“张子安 高志田 刘和顺 单伦”都是技艺精湛,各有所长,但北方人习惯把竹竿称之为“江苇竿”,因为竹钓竿的竹子非常像北方的江苇,因此被误称为“江苇竿”。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天津的水系相当发达,文革前天津的钓鱼人在这些水系中主要钓野生的鲤鱼、草鱼和鲫鱼,那时候天津周围还没有污染,好多地方很多年都没有人捕鱼,钓鱼逐渐成为了人们改善生活和休闲的方式。钓鱼的人多,做竹钓竿的人也多,文革前四大制竿名家是“张子安 高志田 刘和顺 单伦”,张子安技艺祖传位于四大名家之首,而高志田则带艺投师到张子安门下,刘和顺则擅长“通缠”,单伦的大漆是绝技。当时天津卫人钓鱼主要以“河沟 池塘 稻田”为主,野生鱼的个体大,力量足,针对这种鱼情,竿子必须有腰力,头不能太沉,控鱼性能要好。解放初期张子安张先生和高志田高先生师徒二人专做适合垂钓这种对象鱼的竹竿,竿子多为9尺至12尺竹制,三节或者四节套装,以头不沉,腰不软著称,非常考验竿子的材质。
后来高志田先生学艺完毕在天津河东唐口地区建立了自己的作坊,造访索杆者,不计其数。每日天未亮,高先生便已起身劳作,烤制竹竿,至日头西落,方能稍事休息,劳累了一天到了晚上吃过饭还要点灯干其他的活,即使是这样由于工艺复杂成品期长,所作的竹竿也是供不应求。
我爷爷马筱麟和高志田先生是好友也非常喜欢制作鱼竿,所以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辍学和高志田先生学徒了,开始的时候给师傅打下手,师傅烤竹子给师傅递竹子,找淘汰的竹子自己练习,比师傅起得早比师傅睡的晚,和师傅南下福建广东,对竹子的生长环境和年龄纤维的把握深得高师傅真传,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六年的时间慢慢的随师傅学会每个环节的精妙之处,高先生的鱼竿不仅被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渔具部指定专销,更曾专为贺龙元帅定做鱼竿。在国力逐渐恢复的那个年代,竹竿匠人们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先生不能再做鱼竿作坊了,我父亲也被动员上山下乡,一段本来可以更美好的事业瞬间终止了,高先生带着全家背井离乡到了乡下想办法讨生活,我父亲在家天天被动员,但是我父亲由于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弟弟妹妹还小就想办法不走,想尽一切办法最后还真没走,但是也没有工作,只好在家闲着,闲着也不是办法,父亲开始钓鱼卖鱼为生。
文革时期钓鱼卖鱼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被抓到就惨了,我父亲那时候做了长尺的多节短竿,便于隐藏携带,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垂钓环境,不同的鱼情,几年的时间靠钓鱼偷着卖生活,
也正因为生活的压力,迫使父亲无法放弃钓竿制作,这项几乎失传的手艺,就这样幸运的保存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和二叔承包工程经常去钓鱼,后来制作竹竿的调性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未完待续) |